普通法认为，生命始于胎动。

立法意图是什么？立法意图是法律创制的背景性资料。罗伊判例的实质内容妊娠三阶段被公开推翻。

尽管联邦宪法没有关于人（person）的解释性定义，但是，每一条款的前后文都清楚显示：人一词仅仅指已出生的人（it has application only postnatally），而不包括胎儿。2．程序性正当程序，还是实质性正当程序？OConnor大法官回应第14修正案解释之争 格里斯沃德案和罗伊案都牵涉到美国宪法的一个古老的争议：第14修正案的正当程序仅仅是对个人权利的程序性保护，还是包括实体权利？如果第14修正案本身不包括实体权利，那么，一个认定违宪的司法判决必须首先论证：应当受到正当程序保护的某种权利存在于权利法案（第1到第8修正案），然后，论证该权利未经正当程序而被剥夺或者受到不当限制。这些事务涉及最为亲密的私人关系和个人终生的选择。异议大法官：W．H．Rehnquist，B．R．White．OConnor，A．Scalia． （备注：1986年，Burger首席大法官退休，里根提名Rehnquist出任首席大法官。布雷西案和司考特案一样，都是已经被历史否定的判例。

大约两年前，他也认为自己是‘呼吁在全国性分歧中对立的双方结束争议，接受植根于宪法的共识。由于胎儿生命之争不能与宗教分离，那么，根据政教分离的第1修正案，胎儿生命问题也就不能由多数民主通过立法决定，因此，决定权转移到法院，法院裁定让妇女自己行使决定权是合乎宪法的选择。可在事实上，两高既可以单独发布指导法院或检察院内部工作的司法政策。

[47]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，我国就有学者专门论述过政策法（规范政策的法律）问题。（三）我国司法政策的类型 揆诸我国司法政策之现实，除了按照法定化程度划分的前述两类司法政策（法定的和依法定的）外，司法（相关）政策的划分标准可谓零零总总，不一而足。[22]三个词条，说的都是美国的事。在笔者看来，它不能构成司法政策，哪怕是在鄂省辖内，也不产生司法政策的效力。

在我国，由于采行广义的司法概念，国家监察机关、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以及公安部门各行使一定的司法权。[6]武树臣：《从阶级本位、政策法时代到国、民本位、混合法时代》，载《法学杂志》2009年第9期。

这是由于美国是一个判例法国家，司法不仅给当事人生产判决，也通过给当事人的判决而对全社会生产有约束力的判例。更有甚者，不少政策既非执政党的政策，亦非国家政策，而是地方基层组织的政策。但即使如此，在对论题展开论述之前，也需要就本文中涉及的政策，以及司法政策给出基本界定。地方立法机关能否制定司法政策？或许在联邦制国家，这并不是什么问题。

（二）司法政策如何法治化 既然法治化是司法政策的内在要求，那么，究竟如何使司法政策法治化？由于这在实质上是一个技术性问题，因此，主要须从法治技术视角解决。参见张浩：《略论政策与法律的关系》，载《政法论坛》1982年第1期。本章出现的更为详细的说明是一种改进。如果硬要对原则和政策加以区分，那么，能否这样说：原则是法律中或者法律学理上有关一个国家、甚至全体人类基本价值理念的规定，如自由、秩序、正义、公平等。

与前述权限一样，司法政策的制定，理应在法律上有专门的制定程序。另参见刘作翔：《中国司法地方保护主义之批判——兼论司法权国家化的司法改革之路》，载《法学研究》2003年第1期。

对司法政策的探究，既要遵照政策和司法政策的一般理念，也要根据国家实在法有关政策的具体规定，还要沿循既有政策制定和落实的实践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布在其法律中的司法政策，固然也是法定司法政策。

[24]参见注释[2]冯磊文，第20页。另一方面，它也意味着研究者并未深入我国的司法政策领域。[49]相关争论，参见夏贞鹏：《概念法学VS自由法学的法解释学命题考察——写在民法典之前》，载陈金钊、谢晖主持：《法律方法》（第2卷），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，第439-458页。因此，有些学者在比拟意义上提出中国经历了一个所谓政策法时代[6]的概念。例如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政策效力，完全可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》第37条有关司法解释权、指导性案例发布权规定的基础上，[48]把司法政策发布权也写入其中。所有司法政策都是为司法面对的当下问题提供规范化的解决方案，因此，司法政策是在司法活动中必须活着的、运行着的。

[28]还有国务院的依法定司法政策。一般说来，公共政策的制定属于立法机关的权力。

谢晖，广州大学人权研究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所谓司法政策，是指国家司法机关为了实现一定的目的而采取的具体的、积极的司法策略和措施。

第三，司法政策的制定程序。长久以来，两高或各自制定司法（审判、检察）政策，或联合制定司法政策，或联合行政部门制定司法政策，已经是种既成惯例。

不过这种简约，或许对完全法治化国家之司法政策的分析是合适的，也不存在什么问题，但如果着眼于正在向法治化进程艰难探索、迈进的国家而言，还有更多的独特情形需要专门总结并认真探究。司法具有被动性和消极性。2015年3月30日发布《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和责任追究规定》。另一方面，它也照例规定了一个弹性条款，即应当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其他职权，但全国性政策制定权（包括司法政策，下同）是不是全国人大应当行使的其他职权，并不明确，进而其能否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全国性政策？也不得而知。

司法机关制定的司法政策，基本属于适用于其内部管理、内部行为和内部操作规范的政策。[37]但地方法院的情形则比较复杂。

[13]参见［美］杰伊·沙夫里茨等编：《公共政策经典》，彭云望译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，第192-305页。笔者认为，这里的司法制度，理应包含司法政策。

《中国的司法权从根本上说是中央事权》，载《人民日报》2014年1月22日。如果作者所谓判断包含了辨别和裁断，自无不可，但如果像作者给的界定那样，判断就是认识，那么，对司法权而言还显然不够。

至今，这一问题仍是我国学界讨论的一个话题。对这两个命题的系统论述，分别参见［美］克里斯托弗·沃尔夫：《司法能动主义》，黄金荣译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。[21]在我国，诸多专门论述政策的作品，罕见有提及司法政策者。[11]显然，这一分析除了深受阶级分析传统的影响外，还很有见地地指出了政策作为人们行为模式、社会规范的功能特征和理论见诸实践的位阶特征。

是故，只要接受了全国人大关于全国性政策的制定权，全国人大常委会就有权制定司法政策。第五，作为法律要素，政策在法律中是选择性的，而原则在法律中是必要性的。

这对依法定司法政策而言，尤为关键，故如下单独论述。严格依法办事，只能使交往行为迎合既定的规则，很难满足当下及未来的变化。

地方党组织、地方国家权力机关，地方司法（审判、检察）机关无权制定司法政策。[10]参见《洪洞发布疫情防控紧急通知。